编撰通史 展现敦煌两千年风华（赓续历史文脉）

郑炳林，一位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的教授，现任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并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敦煌学和西北史地，已发表330余篇学术论文，并主持了30余项科研项目。他主编的《敦煌通史》曾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近日，郑炳林因其在学术界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自2007年起，他带领团队致力于敦煌通史的研究，并于2023年完成了这部共计330余万字、分为七卷的巨著。

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正向研究生们讲解简牍内容，探究不同马种（如乌孙马、大宛马、蒙古马、河曲马）穿越敦煌关隘和丝绸之路对当时畜牧业的影响。他带领学生们穿越历史长河，从西汉到近现代，深入探讨敦煌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居民生活习俗。郑炳林表示，贯通敦煌历史的研究工作极具挑战性。

领军人物，巨著问世

甘肃省敦煌市的玉门关和阳关，地理位置相近，曾引发学者对汉代设置的疑问。郑炳林在其著作《敦煌通史·两汉卷》中，以《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一节，考证了两关设立的时间和功能，指出敦煌自建郡之初即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多元文明交汇之地。为了更全面系统地梳理敦煌历史，编撰一部《敦煌通史》成为必然。

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郑炳林接受了编撰《敦煌通史》的重任。此前，他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深耕二十余载，但研究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他决心要通过编撰《敦煌通史》，提升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话语权。

这部浩大的文化工程由郑炳林亲手培养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组成团队。郑炳林回忆道，尽管面临困难，团队充满信心。在《敦煌通史·两汉卷》的编撰中，他与博士研究生司豪强一同承担了超过50万字的正文撰写工作。他强调了敦煌汉简作为研究宝藏的重要性，特别是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汉简，如悬泉置汉简，为研究西汉敦煌历史提供了丰富信息。这些汉简内容涵盖行政、军事、中外交流、地理交通、社会生活及私人信件等，郑炳林表示，对一枚汉简的反复研读，总能带来新的发现。

协同合作，七卷齐备

《敦煌简史》，作为由330万字的《敦煌通史》浓缩而成的65万字著作，已数次加印。该书由中生代学者、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等人在郑炳林的指导下完成。魏迎春指出，编撰通史不仅在于篇幅，更在于系统性的统筹协调。她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编撰《敦煌通史》的基本原则。

《敦煌通史》项目启动时，团队不足十人，分工成为关键。郑炳林与魏迎春深入沟通，根据团队成员的研究方向，确定了各卷主题和撰写人。魏迎春提到，在编撰过程中，既遵循了传统史学体例，又突出了重要事件，并力求各卷篇幅均衡。历时17年，《敦煌通史》七卷本终于问世。郑炳林表示，在协调工作节奏、确定研究方向、处理作者与出版社关系等方面，团队积累了宝贵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郑炳林团队受邀开始编撰《凉州通史》。凭借《敦煌通史》的编撰经验，团队高效工作，历时两年多完成了十卷本的《凉州通史》。

青年学者，填补空白

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通过研究敦煌文献，发现了1000多年前农民麦子加工费减少的细节，并将其与当时加工工具的效率提升联系起来。在撰写《敦煌通史·吐蕃卷》时，她将工农商学兵等各类资料融会贯通。郑炳林鼓励她从古人视角理解古代日常生活。陈继宏强调，在史料缺乏的朝代，敦煌文献中的账簿、契约等是重要的判断依据，代入古人生活能更真实地认识历史。

为填补研究空白，陈继宏在郑炳林的鼓励下学习藏文，对照藏文文书合集进行研究，以接续不同时代的敦煌历史。副教授陈光文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该卷时间跨度长，资料薄弱。他重新释读了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的一则西夏文题记，提出了新观点，丰富了《敦煌通史》的内容。郑炳林鼓励陈光文创新，并要求他保持研究状态，积少成多。

郑炳林表示，团队的研究仍在继续，目前正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并计划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成果。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

在采访中，感受到郑炳林教授及其团队在敦煌历史研究中展现出的严谨态度和深厚功底。编撰一部通史，不仅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研究，更需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科研责任感，以及把握“细节与全局”的学术能力。

“精之于细”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意味着对每一个细节的深入挖掘。七卷本《敦煌通史》从小到墙壁题记，大到时代变迁，都涵盖其中，正是学者们对细节的精心钻研，才构建出“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合之于纲”则是汇集众长、贯通脉络的方法论。一部通史的编撰，凝聚了研究团队的心血，融合了不同学者的学术精华。郑炳林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的同时，充分尊重团队成员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使《敦煌通史》既精彩又具有学术价值。